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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身背数十万元债务的北京慧灵曾数次遇到企业主动愿意捐款，“但因为我们身份是企业，人家有些质疑，同时又开不了免税发票，最后不得不作罢。”创始人孟维娜表示。

　　公益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，因此，对其所获得用于公益目的的资产应有税收优惠，但在当前的制度下，基金会、民非、社团却在税收制度上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压力。

　　王名在提案中表示，依据2009年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两个通知要求，目前，中国的基金会投资等营利性收入不予以免税，需要像企业一样缴纳企业所得税，这使得现实中基金会、特别是对于没有公募权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受到抑制。与基金会相比，民非和绝大部分社团面临的税收政策更为严格，他们不但无法出具免税发票，还需要交纳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，这导致这些组织获得社会资源的渠道更加艰难。

　　对于税收问题，王名在提案中建议：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社会组织税收优惠制度；给民非、社团组织以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；基金会投资增值收入实行免税等政策。

　　近年来，政府对于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呈现出日益积极的态度，但仍存不足。王名在提案中表示，目前，上海、北京、深圳等地已开展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探索。然而，政府购买服务还存在很多不足：首先，这些探索还停留在地方层面，还没有推广至全国；其次，政府购买服务还没有纳入政府部门财政预算，随机性比较强；第三，民间社会组织得到政府购买的较少，工商注册的草根组织根本没有申请购买的资格。

　　2010年，北京市曾准备拿出1亿元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，但由于草根组织没有申请购买的资格，而合法的社会组织又不多，最终1亿元预算只支出了500多万元。

　　对此问题，王名开出的“药方”是：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将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资金列入政府财政预算。

　　王名在提案中对中国官办公益机构进行了分析：中国最早的公益组织基本都具有官办背景，当时由于处在改革开放初期，这些公益组织的确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。但当中国经济实现腾飞后，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仍然享受着事业单位编制和行政级别，有些还有一定的财政拨款，这种优势的生存条件，造成许多组织不作为，无活力、低效率。与此同时，这些组织却吸纳了大量的民间捐款，其后，又采取了与所属政府系统合作项目的方式，使公众的捐款流入政府。这不仅挫伤了公众对公益事业的热情，而且使得广大草根组织得不到资源，难以发展，损害了整个公益行业的正常发展。

　　对于立法速度，王名日前在“第四届企业社会高层论坛”上表示：“全国人工委明确表示，2012年慈善事业法已经列入立法议程，通常在进入这个议程后，有可能在三至五年后立法出台。”尽管王名也希望快些出台，但他认为更要谨慎，要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全面。“我特别强调立法要重视公开，要大量的听取民众意见，在慈善事业立法的进程中，增加立法公开的环节，倾听社会各方面的声音。”（黄英男）